马来西亚：薪资与生活成本的困境（下）

第二部分：薪资的困境

薪资无法反映生产效率

在光鲜的经济数据下，人民却没什么感受，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马来西亚劳工生产效率（labour productivity）没有准确地反映在劳工薪资上。

在一个物品或者服务的生产中，劳工是生产要素（factor of production）中的其中一个要素，其他要素包含土地（兴建工厂或者商店）、资本（用以购买生产机械或者扩充产能）和创业。

劳工作为生产要素之以技术、劳动力和想法在生产环节中付出，作为补偿劳工将获得薪资（wage）。

在经济学里，劳工的付出将获得所谓的“补偿（compensation）”，即薪资，因此劳工的付出不能称作为回报。另外，所谓的生产效率指的是产品的附加价值，即一个产品的最终价格扣除生产所花费的成本，这和上部分所谈到的GDP的概念是一样的。

劳动生产效率是以GDP除以总劳动人口，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以GDP除以马来西亚的总人口，包含一些失业人事、或者不属于劳动人口的群体如学生和老人。

由于劳工属于生产要素之一，因此生产效率的提高也意味着薪资将获得相应的提高。

国家银行2018年年度报告中的一篇题为“马来西亚工人的薪水是否公平？：生产率和平等的评估”的分析里使用了薪资和劳工生产效率的比率（ratio of wages to productivity per worker），发现即便控制了生产效率的差异，马来西亚劳工的的薪资依然低于先进国。

马来西亚2017年的薪资与劳工生产效率的比率是0.34，意味着一个员工产出值1000美元的附加价值时，该员工只获得了340美元，而先进国的员工却可以获得510美元的薪资。

这显示了马来西亚劳工的薪资无法准确的反映劳工生产效率。切开整体，马来西亚最重要的两个行业，即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薪资与劳工生产效率的比率分别只有0.22和0.42，远低于先进国水平（制造业0.47和服务业0.53）。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银行使用在分析里使用的薪资和劳工生产比率有别于一般的分析，即比较薪资的增长和劳工生产效率的增长。由于先进国的科技水平和劳工素质（human capital）远高于马来西亚，因此先进国的劳工生产比率将比马来西亚的增长更快速。

通过薪资除以劳工生产效率的比率式研究，恰恰可以控制住科技和教育因素，适合国与国之间的比较。

资本家拿去大部分收入

马来西亚的劳工薪资份额（labour share of income）自2010年以来处于上升趋势，从2010年的的31.7%升至2017年的35.2%。劳工薪资份额指的所有收入中分配给劳工的份额，其余的则去到资本家那里。

例如,2017年马来西亚的劳工薪资份额是35.2%，意味着一个蛋糕里有35.2%分配给劳工，其余的64.8%分配给资本家。马来西亚在劳工薪资份额上也低于先进国，美国和英国于2017年的劳工薪资份额达50%以上、其他先进国如新加坡、澳洲和韩国也处于40%以上。

理论上，当劳工获得份额较小的蛋糕（薪资份额）时，其所付出的努力也相对较小。资本家获取大部分的薪资份额意味着机械在生产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数据显示马来西亚的情况却相反。马来西亚的资本密度（capital intensity）低于先进国，这也反映了劳工在马来西亚的生产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可是却获得极少的薪资份额。

占了马来西亚GDP 73.8%比重的行业如制造业和服务业（包含零售、食物、住宿、物流、通讯、金融）都属于低资本密度却又面临低劳工薪资份额。

面临去工业化

经济学上职业的归类普片上分为三个等级，即高技术、中等技术和低技术类。更具体的归类则依据人力资源部的“马来西亚标准职业分类”（Malaysia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高技术工作包含经理、专业人士、技术员工（technician and associate professionals），这些职业需要大专学历资格，而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业会归类为高技术员工（high skill worker）。

马来西亚近几年的高技术类工作逐渐减少，取代而至的是低技术类工作。根据国家银行的分析，马来西亚的净新创就业机会（net job creation）于2002年至2010年的分布为：高技术类工作占45%、中等技术类工作占47%，低技术工作类则占8%。这意味着去除掉消失的工作，21世纪的第一个年代马来西亚开创的新工作接近一半都是高技术类工作。

这趋势在2011年至2017年有所改变，这7年里的净新创就业机会分布，中等技术类工作依然维持在47%，但高技术类工作只占37%，而低技术工作类提升至16%。比起2002年至2010年，高技术类工作于2011年至2017年之间减少了8%，而同期低技术类工作增加8%。

国家银行另一分析业显示了相同的结果。高技术和中技术类的就业人口于2010年至2017年分别减少0.1%和1.4%，而低技术类工作就业人口增加了1.5%。薪资变化方面业呈现变化，低技术员工的劳工薪资份额于2010年至2017年之间增加了0.6%，而中技术类工作人口同期内虽然减少但劳工薪资份额增加了0.5%，高技术员工的劳动薪资则减少1.2%。

去工业化造成高技术类的工作减少及低技术类工作的增加。低技术类工作的增加也导致马来西亚薪资处于极低的状况。

上部分提起马来西亚的劳工薪资份额从2010年的31.7%上升至2017年的35.2%，国家银行使用了部门转移份额分析（sectoral shift-share analysis）分析的方法

，意即分析劳工薪资份额的增长是基于劳工薪资在各个领域的成长，还是劳工前往劳工密集型的产业是基于劳工人口众多，而导致劳工薪资份额的增长。

结果，研究显示劳工薪资份额从2010年至2017年的增长中，有36%的因素是由于员工往劳工密集型的产业（labour-intensive industries）就业。

国家银行2018年年度报告也显示，2011至2017年增长最快的行业即建筑业（增长9.7%）和零售、食物和住宿行业（增长6.7%，同时也是服务业里占GDP最大比重的行业）都提供极低的薪资，中位数薪资（median wage）分别为1500令吉和1394令吉，而这些行业也属于劳工密集型产业。

服务业其他行业的中位数薪资都处于2000令吉以上，而同属二级产业（secondary industry，以一级产业的原料加工生产的产业）的制作业中位数薪资也只有1600令吉。

第三部分：生活成本的困境

马来西亚的通货膨胀率（headline infation）自2018年6月消费税调整为0%税率以来至2019年5月都处于少于1%的增长，其中2019年1月和2月更陷入通货萎缩（deflation，物价下跌）。但看回另外一个指标即核心通货膨胀率（core inflation）从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都有处于稳定的增长状态，增幅介于1至2%。

核心通货膨胀率在统计时去掉价格波动较大的商品、受税收政策改变影响的商品和受到价格管制的商品（price-administered item），1-2%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也意味着小部分的成本转嫁至零售价格和缺少强大的需求”（excessive demand pressure）。

整体的通货膨胀率（headline inflation）“弱势”处境主要是基于废除消费税和交通价格的下跌（政府稳定零售汽油价格的政策）影响。

食物类通膨幅度高

统计通货膨胀率最大三个比重是食物和非酒精饮品（29.5%）、涉及房屋、水电费和煤气费用等等（23.8%）和交通（14.6%），这三个分类都是和全民息息相关的。

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的数据，自2018年6月消费税调整为0%税率以来，交通领域的物价指数下跌了2.1%，而食物则增长2.4%、住宿相关费用则增长2.3%。

最新比较一年前（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的数据显示全马13州和3个直辖区的食的物价指数的增长幅度都分别超越各州的通货膨胀率。食物物价指数增幅最高的地区都在城市地区：吉隆坡（4.4%）、槟州（3.0%）、柔佛（2.7%）和雪兰莪（包括布城 -2.6%）。

食物物价指数当中，增幅最高的是蔬菜（4.7%)、外卖食物（4.4%）、牛奶和蛋（2.6%）、水果（2.5%）。在细入上述分类，过去一年面临价格大幅度增长的是红辣椒（fresh red chilli, 21.8%)、青辣椒（fresh green chilli，16.3%）、白菜（round cabbage，15.1%）、蚶（cockles，14.6%）、生菜（lettuce，14.4%）、酸奶（yoghurt，13.9%）、鸟眼辣（bird’s eye chillies，12.7%），而汉堡、炸鸡、比萨、非鱼类海鲜的增长导致外卖食物价格的增长。

以通膨率解读高生活成本的局限

即便通货膨胀率处于过去一年都处于2.0%以下，但拆开其分类却发现除了交通价格经历负成长，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物和住宿相关费用都处于增长状态，尤其是食物类的增长幅度甚至超越总体的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所使用的指标是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CPI），消费者物价指数衡量的是一篮子物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化，这一篮子的物品和服务代表马来西亚家庭在物品和服务上的平均消费花样（average spending pattern）。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假定（assumption）假设家庭所消费花样是一致的（homogenous）。

现实中，每个家庭的消费花样都非常多元，受到薪资、年龄、性别、家庭结构、地理等因素所影响。除此之外，与消费者物价指数衡量一篮子物品和服务价格变化不同的是，消费者对于通货膨胀和高生活成本的看法源自于消费者时常购买物品的价格，因此造就了消费者的”频率偏差（frequency bias）”。

消费者在消费时也倾向记住价格的上涨多元价格的下跌，这也造就了消费者所谓的“记忆偏差（memory bias）”。这也部分解释为何通膨率只有2%以下，可是人民却觉都生活成本高企。

房贷、车贷占家居债务大比重

在国家银行一篇题为“经济表现与公众情绪的差异”的分析中，房贷占家居债务中最大的比重，这适用于不同的家居收入（household income）群体。

在比较低收入和高收入的家庭时，低收入的家庭比起高收入的家庭在个人信贷（Personal Loan）占整体家居债务方面占更大的比重，这基于低收入家庭需要更多的现金应付生活成本。

在房贷占整体家居债务的比重上，低收入家庭的比重低于高收入家庭基于高收入家庭拥有更强的财务能力购买较高房价的房子。无论是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房贷和车贷都占家居债务的70%以上。

大部分薪资用以偿还贷款

商业银行在批准贷款给予大众时，无论是房贷、车贷、信用卡等等都很使用供款与收入比率（Debt Service Ratio）作为其中一个指标。

供款与收入比率以每月要偿还地债务除以每月薪资计算，比率50%意味着一半地薪资须用来偿还贷款。

国家银行2016年的数据也显示，在家居收入低于3000令吉以下的家庭，有41%的家庭的供款与收入比率是占40%以上，意味着有41%的低收入家庭使用40%以上的薪资用以偿还贷款。

在新借款者（borrowers with newly approved loans）的供款与收入比率方面，比率占60%以上的新借款，从2013年的22%提升至2019年上半年的30%，意味着这30%的新借款者使用月薪60%以上偿还贷款。

在数据分析里，每个指标都有其限制。供款与收入比率的提高可基于银行放宽贷款的申请条件。供款与收入的比率也不包括借贷者的其他收入如副业收入、投资收入和包括家人的资助。

供款与收入的高比率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相对的容易作出财政上的调整，但对于低收入家庭这是个负担。

结语

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是产品的附加价值，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提高价格、盈利甚至是员工薪资和国内生产总值。

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当一个国家从农业为主转型成以劳动密集型工业时，劳工价格的优势将比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递减，因此必须加快力度进行产业升级往资本密集型工业，往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发展，同时也让教育回归教育，减少政治对教育的干涉，培育有素质的高技能员工。

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确保薪资与生产效率链接（Productivity linked-wage）确保生产效率反映在薪资上。

房屋和交通在衡量通货膨胀的消费人指数和家居债务里都占大比重，因此在公共政策上政府可以从这两份面着手。在房屋政策方面，除了打击炒房和可负担房屋给B40群体，政府也应该修订租屋条约保障租客的权益，如房屋的基本设施和与房东在价格上的议价。

良好的城市规划、完善的公共交通都可以在大幅度地减少人民的生活负担。（来源：当今大马，纳闽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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